2010-07-14

“长三角”从一个地域概念到一个经济概念的前世今生,你会发现这是一个不断突围的过程。

  “长三角区域规划,经过这么多年的努力,终于落地了。这说明长三角在中国发展中的地位太重要了。”长三角城市经济协调会市长联席会议负责人胡雅龙在得知国务院正式批准长三角规划的消息后,感慨地对记者说。

  5月24日,国家发改委传出消息,国务院已正式批准实施长三角区域规划,明确了长三角的区域战略定位和8个方面的发展方向和重点任务,长三角将努力建设成为实践科学发展观的示范区、改革创新的引领区、现代化建设的先行区、国际化发展的先导区。

  天生一个长三角

  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豪奢。

  重湖叠巘清嘉,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嬉嬉钓叟莲娃。千骑拥高牙,乘醉听萧鼓,吟赏烟霞。异日图将好景,归去凤池夸。

  ——柳永《望海潮》

  北宋词人柳永年少时,从家乡福建崇安到开封应试。在杭州勾留些许时日,曾挥笔写下这阙《望海潮》。宋代文人罗大经在《鹤林玉露》里说,因为柳永在词里描写了富裕繁华的江南,而引起金主完颜亮对宋朝的觊觎。“此词流播,金主亮闻歌,欣然有慕于‘三秋桂子,十里荷花’,遂起投鞭渡江之志。”罗大经此说,尚难有史实佐证,只可聊备一说。但所谓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繁华也会遭人觊觎,则史之凿凿,古今皆然。

  长三角城市群经过长期的历史演变而来。据历史学家考证,早在商代末期,长三角作为断发文身之地出现了第一座城市,城址在如今江苏省的常熟市。令今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不知为何,在当时的中原地区的人看来,这里是蛮夷之地。收录在《尚书》中的《禹贡》,大概是我国现存的最早一篇土壤学专著。在这篇仅有1193字的文章中,将长三角片区的国土列为下下等,在整个国家土壤中肥力最差。

  而纵然是“下下等”的土地,仍不断有新的城市在长三角这块土地上产生。从战国时期起算,此后大约经过1000年,到公元400年宁波筑城,加上之前的苏州、扬州、越城(南京),长三角城市群的最初格局大体形成。

  城市群是城市现代发展意义上的概念,主要是伴随科学技术进步,工业文明兴盛,经济活动的联系度越来越紧密而自然产生。通常来说,在一定区域内,有一个或数个中心城市,围绕这些城市在空间上分布着相当密度的中小城市,规模巨大,产业集聚度极高,人口密度和城市化水平较高,经济社会活动联系密切,能优势互补。在交通节点上具有无与伦比的区位优势。

  上海在所有长三角城市中,由于天赐的优良区域位置,是当之无愧的皇冠上的明珠。它的地理位置恰好处于中国大陆海岸线中点,长江出海口,在“T”形交叉点上。一横是海岸线,一竖正是长江。因为江,它可以迅速深入中国广袤的腹地。因为海,它能迅速与世界建立联系。作为枢纽的上海,在承传起合之间,渐成珠玉。

 

上海如是,长三角何尝不如是?

  “星期日工程师”——最初的经济辐射

  “沿海地区要加快对外开放,使这个拥有两亿人口的广大地带较快地发展起来,从而带动内地更好地发展,这是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内地要顾全这个大局。反过来,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又要求沿海拿出更多力量来帮助内地发展,这也是一个大局。那时候沿海也要服从这个大局。”

  ——邓小平

  一些专家认为,长三角从一个纯地域概念跃升为区域经济体,滥觞于20世纪80年代初。1982年12月22日,国务院发出《关于成立上海经济区和山西能源基地规划办公室的通知》,决定由上海、苏州、无锡、常州、南通、杭州、嘉兴、湖州、宁波、绍兴等10个城市组成上海经济区,以上海为中心,地域范围为长江三角洲,成为以地理空间为特征的长三角经济区概念的最早雏形。

  1985年2月,中央、国务院批转了《长江、珠江三角洲和闽南厦漳泉三角地区座谈会纪要》,指出,“应该开放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进而陆续开放辽东半岛、胶东半岛,北起大连港,南至北海市,构成一个对外开放的经济地带。”长江三角洲自此正式辟为经济开放区。

  但仅过了3年,国家计委发出“计办厅(1988)120号”文件,通知“撤销国务院上海经济区规划办公室”。然而,随着市场经济的勃兴,市场经济在长三角地区已经深得民心,沪苏浙地区民间经济合作已非一纸文件所能束缚。民间不断出现了多种形式的联营,乡镇企业亦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对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形成突破,地方活力得到释放。

  “星期日工程师”正是彼时一个独特的现象。在上海、南京和杭州大型国有工厂里的工程师,纷纷利用周末放假时间到乡镇企业传授技术,顺便挣取“外快”。这些“星期日工程师”中,有的是普通技术人员,有的还是技术工人。他们中的一些人在大城市的厂里并不显得如何重要,可是一到联营厂就成了抢手人才。联营厂把他们当财神供着、敬着,原因就是长三角各地乡镇联营厂多达2000多家。这么多的乡镇联营厂,有无数的技术问题等待他们参与解决。

  “我们公司能有今天,离不开当年的‘星期日工程师’。”杭州萧山的亚太机电集团董事长黄来兴告诉记者。在去年,亚太集团麾下的亚太股份成功在深圳中小板上市。在黄来兴看来,当年类似亚太这样的联营厂和工程师到底有多少,确切数据现在已很难统计,也不可能统计。但纵然时过境迁,“星期日工程师”独特的贡献却长久地印刻在这一代企业家的脑海里。

  这也是改革开放以来,上海、南京、杭州等大城市对周边地区经济的最初辐射。

  “中国经济的五分之一终于定位了”

 

长江三角洲地区发展的战略定位是:亚太地区重要的国际门户、全球重要的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中心、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世界级城市群。

  ——《长江三角洲地区区域规划》

  上海社科院城市化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郁鸿胜说,长三角的经济在中国经济总量中占到20%左右,是国内其他任何区域都无法比拟的。长三角规划落地,意味着中国经济的1/5终于定位了。“而且,这还不是单单数量上的意义,是国家总体战略中的一个重要战略步骤终于迈出去了。”

  1990年,中央决定上海浦东开发开放,使长三角迎来了历史性机遇,拉开了长三角区域一体化的序幕。2008年9月7日,国务院出台的《关于进一步推进长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意见》中明确指出,“把长江三角洲地区建设成为亚太地区重要的国际门户,全球重要的先进制造业基地,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世界级城市群,为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现代化作出更大贡献。”对长三角经济区提出了全新的任务和目标。长三角城市群发展自此跃升为国家战略,成为国家意志的体现。

  此次批准的规划明确:长三角地区包括上海市、江苏省和浙江省,区域面积21.07万平方公里,区位条件优越,自然禀赋优良,经济基础雄厚,体制比较完善,城镇体系完整,科教文化发达,已成为全国发展基础最好、体制环境最优、整体竞争力最强的地区之一,在中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据上海市发改委人士说,长三角以全国2.1%的陆地面积、11%的人口,创造了全国21.7%的国内生产总值、24.5%的财政收入、47.2%的进出口总额。

  在不少专家的眼中,长三角规划的落地,是中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版面”完成“拼接”的重要一步。从去年到现在,国家已陆续出台了10多个区域规划,中国将进入一个以区域为主要单位、以区域与区域之间的互动为主要格局的发展新阶段。

  “这已是一个很明显的趋势。”用郁鸿胜的话说,中国新一轮区域合作与发展将由“点对点、城市与城市、以增长极为核心的‘集化发展’向“泛化发展”延伸。“中国南海、东海、黄海、渤海的沿海区域都将在战略规划中互动,并与内陆区域形成更紧密的联系”。

  据浙江省发展和改革研究所所长卓勇良等一些先后参与过规划编制过程的专家学者说,此次规划最值得注意的是,在“一核六带”等长三角区域发展布局上,改变过去比较“泛”的规划特征,更注重区域性优势资源的禀赋条件,对于沿太湖、沿杭州湾等不同地带都进行了比较准确的定位。

  “只有定位准,才有差异化的政策引导。”郁鸿胜等专家说。此次规划中,有“比较丰富的笔墨”涉及区域经济制度的合作及框架。对于环保、资源等区域内公共性的问题,此次突出了协调性的政策,这些政策将由区域内各方共同制订、共同执行。政策引导将体现差异化,沿江、沿海、沿路、沿湾等条件、目标、定位都不同的地带,土地、环保等不同的政策都将有差异化的“更为精准”的落实途径。一些以生态为主的地带,肯定不会与重点产业发展地带实施同样的开发性土地供给政策,但在生态补偿上将会有充分的考虑。

  从目前已公布的规划内容来看,国家对长三角在改革创新及转变发展方式上起率先示范的作用,期望较大。这也成了规划的主要“亮点”和新意所在。

  相关人士表示,长三角发展较快,所以也较早面临“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缓解资源环境约束、着力推进改革攻坚”等方面的任务,处于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此次提出长三角要成为全球重要的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中心,“这是一个较新的提法”,对长三角的期望更高了。据专家的估算,到2020年,长三角将出现以服务业为主的产业结构。如按长三角经济每年增长10%、主导行业要占经济总量的51%以上计算,到2020年,长三角的服务业就应该超过7万亿元的规模,“这个发展量是非常大的。”

 

离世界级城市群还有多远

  “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必须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给地方更多的独立性,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情。”

  ——毛泽东《论十大关系》

  在一些专家看来,长三角号称世界第六大城市群。但是,从实际情况看,中国的城市群与世界城市群相比,落差还很大。城市群与城市群之间相比,美国的大纽约、五大湖等三大城市群占美国经济总量的67%。日本的大东京等三大城市群占整个日本经济总量的70%以上。而中国的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三大城市群,只占整个中国经济总量的40%。其中,长三角占22%左右。在城市首位度方面,纽约占美国经济的22%以上,东京占日本经济的24%以上,而长三角城市群中的首位城市上海仅占全国经济的5%。“大城市不凸起,中小城市上不来,城市群就没有竞争力。”

  华东师范大学长江流域发展研究院研究部负责人沈玉芳指出,世界级城市群通常有着高效的统筹协调机制。如北美五大湖区城市群,由芝加哥市在2002年牵头成立了“五湖联盟”,每年聚会一次,就产业竞争、污染治理、气候应对等重大问题协调各方利益,确保实现共赢。分工明确的产业协作体系,以发挥城市间的互补性。如大东京地区的港口分工明确、各展所长,千叶为原料输入港,横滨专攻对外贸易,东京主营内贸,川崎为企业输送原材料和制成品。

  “虽然,长三角各地也形成了一些协作机制,但由于整体规划一直没有出台,各自为政、产业同构、同质竞争的问题一直存在。”沈玉芳说。

  据不完全统计,在长三角16城市中选择电子信息业为产业发展重点的有12个城市,选择汽车业的有11个,选择石化的有9个。同时,在产业转型方向上也往往“不谋而合”,比如提出创意经济后,长三角城市群内共建设了11个国家级动漫基地。沈玉芳表示,《规划》出台后,这些问题将有望得到解决。

  此外,长三角地区产业结构中,粗放型经济仍占有较大比重,各城市经济增长仍基本依赖于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产业。生态环境脆弱、水体污染、土壤破坏和固体废弃物堆积等问题较为突出,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其挺进世界级城市群的步伐。

  “杭州到上海的高速公路上至今有两个收费口,而杭州到南京的就只有一个,”卓勇良说,缩减高速收费口并不存在机制或者技术上的难题,这一问题他呼吁了7年,至今仍然存在。“放在长三角合作这个大范围里来看,这说明有的部门里,有人对城际合作还有惰性,或者说是惊人地冷漠。”卓勇良直言。

  此间一些专家建议,随着《规划》出台,下一步的重点应该是自上而下推出一系列配套政策。就目前长三角而言,土地制约瓶颈性问题能否打破、财税政策能否更趋于激活地方政府和企业的活力,都是值得关注的热点。

  “从历史来看,长三角具有与中央政府保持高度一致的历史传统。从现实来看,中国需要一个在国土范围内经济发达、社会稳定、各项事业和谐发展的‘火车头’。”卓勇良说,作为有较好发展基础的长三角地区,应担当起历史的责任和中央的重托。

2010-02-10

东北和中部无国家中心城市

据《重庆商报》消息,在城乡建设部编制的《全国城镇体系规划》中,重庆与北京、天津、上海、广州一起,被确定为国家五大中心城市。

值得一提的是,深圳被确定为华南地区的区域中心城市。国家中心城市发端于2005年,建设部根据《城市规划法》编制全国城镇体系规划时,就提出了这一概念。

陈栋生对南方都市报记者说,《全国城镇体系规划》中的国家5大中心城市,都与区域规划有着内在的联系,其中4个国家中心城市为直辖市。重庆被国家定为长江上游地区的经济中心;上海是泛长三角的核心城市;广东省省会广州市的经济总量占有突出地位,是珠三角乃至泛珠三角的核心城市;而北京和天津则是京津冀城市群中的“双核心”城市。

为何我国东北、中部没有出现国家中心城市?陈栋生认为,是这些地区的城市的经济总量、引领、辐射、集散功能还不能和这5大中心城市相媲美。他建议规划中将全国的城市分为若干级,5大中心城市后面是各省省会等,依此类推。

各部委规划需整合以利执行

陈栋生表示,从各个部门的职能来看,城乡建设部负责编制《全国城镇体系规划》,国家发改委负责编制《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农业部负责编制《土地利用规划》。“在很多年前,学界的许多专家就都在强烈呼吁将这几大规划进行整合,因为涉及到空间问题,出现了反复规划、重复规划。”随着经济的发展,城乡之间进一步融合,由原来单个城市之间的发展,已经变成为城市群之间的整体发展,特别是最近我国批复了很多区域性发展规划,因此,这些规划都要跟“城市群”的概念结合起来。

陈栋生建议,各部委之间编制的规划,可以分别研究,但需要一个整合的过程,应该建立协调机制,开展部门联席会议,否则以后在执行过程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和阻力。

2010-01-16


  中国城市群的发展一直以来为人诟病,很多人认为,行政区划和经济区划的不重合造成了今天的局面。在环渤海、长三角、珠三角三大城市群之后,各地纷纷开始提出城市群概念。但是对比国外城市群的发展,有一个问题需要决策者解答:城市群真的越多越好吗?

  长三角怨言直指大上海

  文·凌飞语

  心向上海

  2004年上半年,记者到宁波采访一个敏感报道,一听说记者本人是从上海来的,当地的负责同志立即予以了热情的接待,而同去的一位北京来的记者则被拒之门外。 
  记者的上海同行都有这个感觉,在上海周边的苏南浙北采访,上海记者的身份颇为实用,而这一点也从某种程度上证明了上海在长三角城市群的龙头作用。
  全国人大代表、原湖州市市长黄坤明的观点很有代表性,他在一次公开场合表示,“长三角”各城市的任务不仅是与上海接轨,更在于以上海为龙头,构建现代的经济带和都市群,把长江三角洲建成新型工业密集、现代服务业发达、高素质人才汇聚、具有竞争力的地区。

  同质竞争

  上海的领袖作用在长三角地区是得到公认的,但与此同时,它时不时表现出来的“霸气”却让周边的一些“小兄弟”颇为不平。 
  同样是在宁波,上海花巨资打造自己的深水港就让宁波市的领导颇为不快。由国家投资的宁波北仑港可接纳第五代甚至更大型集装箱船,据宁波市的官员透露,这个港口本身就是为了上海而建的,因为“宁波本身没有那么多货物可供运输”。但是,上海市兴建世界级港口的梦想还是促使他们上马了洋山港工程,据说,这个港口计划为1300万标箱,规模超过香港。 
  而浙江省方面对此问题的回应是兴建跨海大桥,来争夺上海乃至苏南地区的货源,由于和上海方面没有谈妥,最后这个跨海大桥的另一端被迫选在了嘉兴。但即使这样,洋山港的前景仍然因此变得模糊。 
  事实上,洋山港项目一开始就受到了一些人的质疑。有专家分析说:“洋山深水港受自然条件的限制,一年中经历大风大雨气候的时间通常长达1个月左右,实际作业天数只有270天,而且不可作业天数都集中在外贸出口旺季。众所周知,8月至9月为台风多发季节,同时也是冬季服装及辅料出口旺季。”另外,还有人担心,正在建设中的芦洋大桥(从上海到洋山)也可能因天气和货物运输量过大倒塌。“风险很大!”
  对此,原宁波市市长,现在的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刘福垣仍然印象深刻,他告诉记者:“北仑港原本就是为上海准备的,但现在上海却又要自己再建一个大港,这就脱不了重复建设的嫌疑了。这是地区相互不合作最大的一个例证。”

  地方保护主义盛行

  过度的竞争造就了地方保护主义的盛行,在其背后的则是区域协调机制的缺失。 
  虽然上海是长三角地区的老大,但是上海的产品在进入浙江和江苏时,仍然要遭遇地方保护主义。上海市质量技术监督局长钱仲裘抱怨说,上海的企业反映,在浙江、江苏一些城市遭遇到许多以检测为名行地方保护之实的事情,尤其是有的地方不仅不打击那些假冒上海名牌产品的行为,反而保护甚至纵容发展这种假冒经济,有一次上海市有关方面通过该省政府部门下到某县打击假冒行为,该县的负责人避而不见,躲到了一边。 
  一位来自民营企业的全国人大代表也反映,在江苏免检的产品到了外省市还要再检,甚至在同一个省内,这个城市的免检商品进入其他城市还要再从上到下“跑一趟”。这实在让许多企业吃不消,“时间成本、入市成本太大了”。
  据了解,原来上海市2002年申博成功后,为建设世博会场馆和配套设施,上海市需要动迁接近4000多户企业,这个消息起初令周边城市大为激动,以为起码能由此在世博会项目之前便分得一杯羹,不料上海市却找各个区县内部消化了事,弄得周边地区的希望完全落空,纷纷抱怨,有专家对记者说,大上海不是要发展高科技吗,干什么还抱着那些传统产业不放手?□


  建城市群?先改政绩考核办法!

  文·凌飞语  宋勿

  1957年,法国著名经济学家戈特曼(Jean Gottmann)教授提出“大都市圈”理论:由一两个大城市或特大城市作为一定行政区域的核心,辐射并带动周边范围内的一批中小城市,连接成为世界范围内有一定影响力、竞争力的区域城市群或城市带。 
  从这以后,世界前两大经济体美国和日本的城市群发展被国际上的专家看成是对这一理论的有力证明。但是中国的城市圈在经过20年的发展后,仍然没有达到人们预期的高度。
  20世纪下半叶,美国GDP的主要贡献出自大纽约区、大芝加哥(五大湖)区和洛杉矶区,这三大组团式城市群对美国的经济整体贡献率为67%;而日本GDP则主要产出于大东京区、坂神区、名古屋区,这三大组团式城市群对日本的经济整体贡献率超过70%。就中国而言,珠江三角洲的GDP目前约占全国的10%,长江三角洲的GDP约占全国的18%,京津唐环渤海湾地区约占全国的7%。这三大组团式城市群对中国的经济整体贡献率仅达35%。 

  行政区划是最大障碍? 

  很多人都将这一归结为行政区划的问题,认为调整行政区划可以使中国城市群之内的地方保护主义和过度竞争得到消解。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刘福垣对此分析说:“最关键的一点在于中国的行政区划和经济区划是相互矛盾的,有非常尖锐的问题,行政区划定下的官员在执行经济区划的功能,完全割裂。”
  他告诉记者,现在中国的行政体制,有15个行政级别,一个人在仕途上要有成就,那只能在每个级别上待两年左右,这就导致其为了争取自己的政治成绩,多搞形象工程,搞短平快项目,很难稳定心思从长远角度进行地区规划——长期项目的短期效应不好,政治成绩就没有了,这导致在客观上没有鼓励地方官员进行长远规划的动力。譬如现在把城市搞得比较漂亮,公路也修了,但有时候这种项目的延伸实用性不大。 

  考核体系应该改变 

  针对这种情况,华东师范大学长江流域发展研究院的沈玉芳教授认为,在目前的体制下,没有理由一味指责地方政府。因为政府把本地就业、税收放在重要位置来考虑,有其一定合理性。现在的问题是,要找到突破现有体制障碍的办法。 
  他建议,可以从统计、税收、金融等方面着手,建立利益协调机制,进而建成中央有效调控下开放式的区域性金融体系和资本市场,使城市群一体化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曾经有建议在探讨长三角发展之时指出,要改变目前的行政区划,将长三角诸城市都圈进来,上海说了算。但这种提法遭到很多学者的反对,诸侯经济看起来是由行政区划问题而生,实质与中央对地方政府设立的考核体系相关联,地方官要政绩,就得拿出GDP,拿出引资额、就业率等。 

  观念是另一大命门 

  龙永图近年来一直在关注城市群的发展。他在谈到这一问题时指出,行政区划是长期形成的,想消除是不可能的。但是,从经济发展的角度考虑的话,应该大大削弱行政区划的一些东西,比如行政区划的观念、行政区划下的考核体系等。 
  但龙永图也指出,如果不解决观念问题,仅仅从行政规划的角度去考虑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你今天可以把苏州划过去,明天可以把无锡划过去。如果不转变观念,没有一个全球生产的观念,单想靠扩大地域来发展一体化不能解决根本问题。
  而民间的融合显然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中国人地域观念在很多情况上表现得很明显。河北省社会科学院的一位专家对记者说,比如河北和北京、天津合作,从一开始,可能就只是打下手的。配合没有问题,但是如果河北人在和京津两地人合作之时,遭遇歧视,那么区域内各行政区的信任感就很难建立,而这种民间的情绪性指标并非无关紧要,“很多时候政策都有了,但细节却足以毁掉一切。” 

  美日城市圈发展镜鉴

  文· 杨一帆

  打开美国地图,美国东北部大西洋沿岸是人口最密集的地区,这里也是世界六大城市群之首的地区。美国的大西洋沿岸城市群从波士顿到华盛顿,包括波士顿、纽约、费城、巴尔的摩、华盛顿几个大城市,共40个10万人以上的城市。该城市带长965公里,宽48到160公里,面积13.8万平方公里,占美国面积的1.5%。该区人口6500万,占美国总人口的20%,城市化水平达到90%以上。 
  其实在世界六大城市圈中,西方发达国家占了5个,包括北美五大湖城市群,日本太平洋沿岸城带、欧洲西北部城市带、英国伦敦城市带。这些城市带的发展,经历了一个政治博弈和观念变迁的历史过程。

  城市圈发展利弊方兴

  在纽约市中心上班的人,往往都在周边地区居住。小职员如此,大人物也不例外。一次记者晚上采访美中关系委员会主席何立强,采访到一半,他抱歉地告诉记者,长话短说,因为要赶最后一班城市轻轨回家。 
  一位美国学者曾表示,衡量一个地区在同国内外竞争能力上的经济标准、环境标准和公平标准,应当包括植被、中心、机动性、劳动力及管理5大方面。在从19世纪中期工业化高速发展的社会开始,机动性,劳动力、中心化的概念,就被逐渐重视。纽约、费城、波士顿、巴尔的摩成为了美国与世界的进出口中心,资金在这里高度积累并且迅速升值。但是美东城市圈的做大,也在一定程度上带来了美国的困惑。
  从20个世纪上半叶开始,大量农业人口向城市迁移,经济资源和政治资源高度集中,少数人掌握了多数利益,并且形成了政治中心集中在美东地区,纽约、波士顿、费城等地大量聚集政治精英的现象。美国学术界认为,自由主义在美国的兴起,与美国城市圈发展密不可分。这种集中,导致了美国发展的失衡,中南部地区的人群无法掌握政治和经济的话语权,尽管那里是美国重要的油料加工、农产品生产等基地。即使在美东城市圈中,也出现了交通堵塞,超级城市做大,企业竞相扩建,污染、公害、供水困难等问题。
  如何拯救城市圈,这不但是政治规划问题,同时更是一个绿色发展观的挑战。 

  如何拯救现代城市圈 

  城市圈的历史,也是现代化过程中管理观念变迁的过程。以纽约波士顿为中心的美国大西洋沿岸城市圈也经历了三次重大调整。1921年第一次调整,主要是向郊区扩散,办公区大量外迁,此次调整带来了城市规划铺张、土地资源利用率低下的问题;1968年的第二次规划,主要是建设区域规划的总原则,包括建立多个城市中心,协调新城市与保持区域总体自然状态的关系,但是此次规划最后被认为是失败的,因为土地利用效率降低,城市“空洞化”现象再现等多种问题此起彼伏。
  现代城市带和城市圈的拯救,实际上是在全球化进程中保持科学发展的治管能力的体现。1996年美国东北部大西洋沿岸城市带的规划,重新确立了“拯救处于危险之中的纽约都市圈”的全新理念。按照在中国南通召开世界城市带高峰论坛的提法,一是体现了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扩大地区竞争力的视野,二是阐明了纽约与新泽西州和康涅狄格州共同繁荣的重要性,三是提出了“再连接,再中心化”的总体思路。
  与美国相似的情况发生在日本,日本的太平洋沿岸城市圈,也在20世纪90年代末经历了拯救与政策调整的过程。据世界城市带高峰论坛介绍,在1998年3月,日本第五个首都圈建设规划方案出台,这个方案的重点是尊重各区域个性化发展和多样化的选择,提出了“参与与合作”的战略。其中东京都市圈集中了全国工业企业和就业人员的2/3;占据了国内工业产值的3/4,国内生产总值的2/3大阪城市圈则有“商业的大阪、文化的京都、港口的神户”之说。中京城市圈以名古屋为中心,四季景致优美,服务设施良好,吸引着各国的观光游客。
  从总体上说,在美日发展城市圈的今天,他们无不选择了慎重扩大城市规模,而推行功能化分区的办法,强调各个城市间的协调与共同繁荣。这无疑是今天中国城市圈必经之路中的有效镜鉴。

  京津合作不利责任在北京? 

  文·宋 勿

  环渤海和珠三角城市群与长三角相比,因为核心城市的缺乏,而显得问题更为严峻。这两个地区的几个主要城市一直争风吃醋,造成不必要的资源浪费。 
  关于环渤海经济圈的构想早在1986年就已经提出,18年过去,这个地区的区域经济仍然停滞不前,以至于从2003年开始,呼吁重启这一经济圈的声音仍然不绝于耳。有专家称,京津两大城市对于环渤海城市群是一个“负拉动”——从这一地区抽取资源与资金,却没有反哺区域经济。 
  1987年国务院把天津定位为“环渤海地区的经济中心”,天津的口号是打造现代化国际港口大都市和中国北方重要经济中心,然而,10年来和北京的差距却越来越大。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天津专家告诉记者:“北京的首都优势压得天津喘不过气,只要天津要上一个项目,北京肯定要跟进。北京看着天津的泰达开发区搞得不错,就想把这一开发区弄过去。北京说自己没有出海口,就曾提出要把天津港划归北京管辖。”
  中科院区域发展与资源研究中心副主任樊杰也认为,责任主要在北京。他说,京津合作失效的症结主要在北京。京津的发展长期各自为政,缺乏联合,包括产业项目之争、基础设施之争、港口之争等在内的无序竞争,如同天津争水,密云水库不再给天津供水,北京建立京唐港等等,改变了华北地区的经济基本格局,致使早期京津唐规划倡导的理念没有被贯彻实施,给北京持续发展带来一系列的问题。北京应继续强化政治、文化、金融、信息、高科技产业基地等功能,其他工业项目的建设,应当更多地采取同天津、唐山的分工合作的方式。天津在现代制造业和轻纺工业加工、唐山在基础原材料工业等领域,形成若干支柱产业。 
  在京津竞争的背后,这一地区的另一个行政单位河北也是牢骚满腹。有专家总结说,河北主要做的就是为别人做嫁衣,而自身的发展则被耽误。譬如水资源稀缺是整个华北地区的通病,河北却要勒紧裤带,为北京和天津义务供水,引滦入津和“引拒(马河)济京工程”给河北带来的不仅仅是用水难,还有要保护植被确保水资源不能被污染,生产成本叠加,严重阻碍了当地经济的发展。 
  在珠三角地区,除了深圳、广州和香港三个城市一直在为争夺老大的地位而努力外,其他一些城市由于产业结构相同,经济发展水平相似,也各家都有一个小算盘。其中最为明显的就是佛山市。 
  佛山原来的定位是成为广东省的第三大城市,但是佛山属下的几个县级市和其代管的几个县级市仍然呈“离心”发展,其行政区内的顺德更是一直拥有自己单独的电话区号、自己的车牌号码、自己的一套规划远景,早就有摆脱佛山的代管而成为与佛山平起平坐的地级市的倾向。□

  链接
  世界六大城市群

  美国东北部大西洋沿岸城市群:包括了纽约、波士顿等著名城市,其经济特征为:美国经济的核心地带,制造业产值占全国的30%,是国内最大的生产基地,美国最大的商业贸易中心和世界最大的国际金融中心。 
  北美五大湖城市群,包括了多伦多、底特律等城市。它与美国东北部大西洋沿岸城市群共同构成北美制造业带,其中底特律是全球著名的汽车城。 
  日本太平洋沿岸城市群,该城市群的核心是东京,它是日本经济最发达的地带,是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交通的中枢,分布着全日本80%以上的金融、教育、出版、信息和研究开发机构。 
  英国以伦敦为核心的城市群,它是产业革命后英国主要的生产基地,伦敦现已成为欧洲最大、同时也是世界的三大金融中心之一。
  欧洲西北部城市群,它包括了巴黎和鹿特丹这样的世界知名城市,被称为“超级城市带”,其中1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有40座。巴黎是法国的经济中心和最大的工商业城市,也是西欧重要的交通中心之一。荷兰的鹿特丹素有“欧洲门户”之称。 
  长三角城市群:长江三角洲地区以上海为中心的16个城市,将全面合作力求在较短时间内倾力打造出让世人瞩目的又一个世界城市群。这个城市群的经济特征是高科技-知识密集型。长三角经济圈产业门类齐全,是中国最大的综合性工业区。相对其他经济圈而言,这里的高新技术产业更为突出。


    《信息导刊》 (2005年 第七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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