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07-14

青帮迁台兴衰 - 《看历史》 - 《看历史》原国家历史杂志

 《看历史》特约撰稿┃王丰

 

不论是协助孙中山搞革命,还是蒋介石身属青帮弟子,青帮与国民党政府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青帮随国民党政府撤守台湾后,受到严厉压制,如同敝屣,日渐式微。

穆万森,一个典型北方青年。在人命轻贱如蝼蚁的战争岁月,他是一个再平凡不过的人,但是,天晓得穆万森祖上前辈子招谁惹谁了,原本默默无闻,人在异地身是客的他,在1956年到1957年,竟然接连两年成为台湾报纸社会新闻热点人物。

1956年12月12日,《联合报》社会新闻版头题新闻写道,台湾桃园县八德乡发生一宗全家五口被杀的灭门血案。警方检验受害者尸体时发现,死者之一的谢如姬,双手指甲缝里残留有带血的皮肉,应该是死者遭受凶手攻击的瞬间,奋力抵抗凶手造成的结果。只可惜,当年警察尚未具备DNA检测能力,不然,死者谢如姬指甲缝里留下的皮肉,必定是警方破案的最有力证物。

1950年代,台湾民风十分纯朴保守,居然爆发一家五口被杀惨案,坊间臆测这宗血案,必定隐藏着难以言说的政治黑幕,而非单纯的刑事凶杀案。灭门血案唯一的活口叶震,早先在大陆是军统特务头子戴笠手下的会计主任,案发当天,他刚好不在家,故而逃过劫难。满天飞舞的谣言传说,叶震一家五口被杀,疑遭军统家法制裁,军统特务疑心叶震侵吞戴笠财产,故而下此毒手,以示报复。但这宗连杀五命的灭门血案,惊动岛内,台湾警方承受巨大破案压力,哪敢稍有疏忽。于是,穆万森这个倒霉的北方汉子,就这么莫名其妙地被推上悲剧舞台。

当蒋介石大陆政权行将覆灭前夕,30岁的穆万森,仓皇跟随国民党当局逃往台湾。他的另一个身份是“青帮成员”。穆万森的人事档案上,他的学历记录是华北大学文学院毕业。但是,1957年9月19日,台湾报纸显然受制于警方讯息的严重扭曲,把穆万森形容成一个作恶多端的凶神恶煞,说他“聪明多智,能言善辩,……可惜他一步走错误入歧途,日与江湖流氓为伍,参加帮会为非作歹。”台湾报纸指称穆万森,“在他的那一个圈子中人,真是一颗智多星,人人尊他为‘大哥’。”还有些坊间小报甚至传说穆某会技击点穴画符念咒,被媒体塑造成江湖术士。极尽抹黑之能事的词句,在早年台湾警方的刑讯口供中,屡见不鲜。(《看历史》2010年6月刊)

 

■ 打压青帮

国民党政府撤退台湾不久,当局惊魂甫定,在岛内撒下天罗地网大肆搜捕地下党。“青帮”固非国民党军特宪警单位的头号敌人,但也因为被视为是上不了台面的一批人,遇有重大社会事件发生,总是优先被治安单位驱赶到社会阴暗角落,难见天日,甚或被列为打压对象。穆万森的“青帮分子”身份,尽管只在报端轻描淡写,未曾引起社会过多关注,但明眼人似乎已看出某些端倪,警方希望给穆万森扣上“青帮分子”大帽子,借机大作文章,抹黑其档案纪录,向社会强烈暗示穆万森的犯罪潜在威胁。日后,媒体才作出公正报道,穆万森是严刑讯问之下,屈打成招。当局才被迫承认,这桩五口灭门血案真正凶犯早已逍遥法外,逃之夭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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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万森的犯罪分子形象,并未获得澄清。先前警方向社会公布的穆万森背景档案,已经形成一种先入为主的印象。档案称穆万森是“青帮重要分子,彼为青帮首帮江淮泗帮悟字辈行廿三洪帮打义字旗。”媒体亦步亦趋警方粗率办案的逻辑,一口咬定穆万森:“平日行为不端早被治安人员注意,而且犯有前科,曾经被冶安人员查缉归案,所以这次血案一发生之后,治安人员便想到他的身上,认为他是嫌疑人犯之一。”

在消息相对闭塞,社会结构相对保守的年代,穆万森堪称国民党撤守台湾之后,头一个遭受传媒舆论无情挞伐的青帮成员。

几乎就在穆万森轰动台湾江湖的同时,另外一位青帮“学”字辈的陈惠文,也一度跃上台湾报纸社会版面,成为江湖上名号响当当的人物。1957年10月26日,台湾媒体发布的一份消息声称:“……陈惠文,现为红楼剧场及本市戏剧公会与理发公会的负责人,据治安机关调查,他系青帮‘学’字辈,卅八年只身来台,因经营红楼剧场,一帆风顺以迄于今,现正布署竞选本市下届议员。陈在去年春,曾与王广六及绰号‘金老五’,‘小狗子’,‘阿福’,‘滑子’,‘小林’,‘张老四’,‘大头阿毛’,‘老高’等结为换帖弟兄,号称新‘西门十大金刚’,他们之中除陈与‘老高’已当老板外,其余弟兄不是流氓即为赌徒或干舞女大班,生活景况都不大好,他们之间遂轮流‘扛尖边’来‘扣枣木’(即邀人赌钱抽头之意),而小马则假借‘老虎’与‘金刚’之威,或软或硬的要这群赌徒每日给他三十、五十、一百元不等,如果不照数给与,他便邀同弟兄去赌场捣蛋。……”

这则社会新闻揭露了1950年代活跃在台湾社会底层的青帮人物,如何被警方或者媒体曲解丑化成鱼肉乡民,仗势欺人的角色。这种“恶人”形象的青帮帮众,究竟与实际情况差距有多大?不得而知。但至少有一点是可以确认的,青帮成员无论是在大陆故土,或者渡海台湾之后,依旧未改其靠山吃山,靠海吃海的秉性。以其固有生存习性,加之警察单位“白道”人士的刻意窄化青帮徒众的形象,这也导致了岛内社会大众自始即对青帮产生无以名之的神秘印象。

      一本刊印于民国初年的青帮帮内书籍《道义千秋》,在卷首扉页即声明“仅限安青者阅,莫与道外人观”,《道义千秋》一书的序言,对青帮徒众之本质,作了青帮官方版本的自我要求:“……惟愿道中人对于开山收门徒之时须要森严限制,以免鱼目混珠,而杜社会不良之论调。道中人讲究三纲五常,五伦八德,不偏不倚,正大光明,最低亦应循规蹈矩,求平安清吉也。虽然有争强好胜之俗事,亦在义字范围之内。……”

《道义千秋》形容青帮成员应该是“讲究三纲五常,五伦八德,不偏不倚,正大光明”。如此正义形象,如此道德挂帅,但是,在早年台湾警察的嘴里,在传媒记者的笔下,却又成了“弟兄不是流氓即为赌徒或干舞女大班”、“日与江湖流氓为伍,参加帮会为非作歹”。两者说法上如此天差地别,这也难怪一般社会大众,对青帮组织在认知上莫衷一是,混淆不清了。(《看历史》2010年6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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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丝万缕

随着台湾解除戒严,岛内社会朝多元发展的势头,从1980年代晚期起,媒体与社会大众对青帮徒众的看法与解读,固然仍残存秘密会社甚或是邪门歪道的刻板印象,但已有朝稍微中性方向发展的倾向。主要因素,应与若干青帮首脑前辈,兼具“白道”角色身份的关系。例如一位龙姓青帮前人,就是一位非常低调的青帮大老。这位出身黄埔军校第六期骑兵科的青帮前人,在1939年 “进家”青帮,他是1980年代硕果仅存辈分最高的“通”字辈人物。龙老爷子告诉传媒记者,1939年,时值抗战最艰苦之阶段,他当时在战时陪都重庆,任职国民党当局军政部一科科长。当他被问到既是黄埔门生,缘由要加入青帮?龙老爷子说,他感怀异族侵略中华,遂有加入青帮,运用帮会力量保家卫国的想法。

龙老爷子已是国民党军军官,之所以有加入青帮的念头,其实也并不稀罕,早在他进入青帮之前,蒋介石即已是青帮秘密成员。连蒋介石都是青帮分子,蜇伏在国民党党政军组织之中的青帮帮众,自然更不认为自己加入青帮,是什么大不了的罪过了。

杜月笙长孙杜顺安接受笔者访问时,透露了一段鲜为人知的秘密。杜顺安从父祖辈得知,蒋介石早年尚未发迹时,曾在上海由友人引荐会晤杜月笙,并且向杜月笙递上“红帖子”(所谓“红帖子”,即在红纸上以毛笔书写投入门生的姓名,父母亲的名字,和本人生辰八字,帖子上并以正楷工笔书写:”弟子某某某拜某某人为师”。)在杜月笙门下,成为门生。杜顺安表示,外界一度误认蒋介石拜在黄金荣门下,这是外人的误解。夤缘黄金荣身份特殊,抗战前到日本侵占上海租界区这段时期,黄金荣长期任职上海法租界巡捕房华人探长。身为探长,格于职份,黄金荣自不便开堂收徒,当然更不好当众接受蒋介石“红帖子”。假使黄金荣胆敢私下开香堂收徒弟,万一消息外泄,被法国租界执事者知悉,他的巡捕房华人探长职位必定不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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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顺安指出,蒋介石曾经拜谒黄金荣,但并未向黄金荣递“红帖子”拜为门生。根据父祖辈回忆,蒋介石的“红帖子”由杜月笙收下后,存放杜家。杜顺安说,据他父亲印象所及,蒋介石递给杜月笙的“红帖子”上,署名“蒋志清”三字,蒋志清正是蒋介石读私塾启蒙后取的名字。

抗战白热化阶段,杜月笙把蒋介石这纸“红帖子”,锁在自家存放钱财和贵重物品的保险箱里,杜月笙离沪前夕,将保险箱内财物及各门徒“红帖子”,当面交代一位账房先生负责保管。抗战胜利,杜月笙回到上海家中,打开保险箱清点财物,钱财珍宝一样不差,惟独那份蒋介石“红帖子”不翼而飞,整个保险箱翻遍了,也不见蒋介石“红帖子”踪迹。找来账房先生索问,也答称从未挪动箱内财物,“红帖子”自此不知所终。杜月笙怀疑必是蒋先生派人“取”走了“红帖子”,否则一张红纸焉能自己长脚逃走?

“红帖子”不翼而飞,杜月笙心中闷闷不乐,与亲人私下交谈时颇有抱怨。抗战胜利,中国忝为世界四强之一,蒋先生声望如日中天,杜月笙原本有意在适当时机,趁私下会见蒋介石时,将蒋氏年少轻狂时代递给他的“红帖子”,完璧归赵,归还给蒋介石,杜月笙万万没有料到,有人趁抗战战火漫天之际,“拿”走了这张蒋介石拜入青帮门下的“红帖子”,难道蒋介石想一笔抹去寒微时期,曾经名列青帮的“不光采”纪录,以免玷污了领袖的清誉?

早年蒋介石递过“红帖子”的故事,在青帮帮众之间口耳相传,早已不是什么秘密。国民党败退台湾,从大陆渡海来台的青帮成员,或苟活性命于乱世,星散岛内社会底层,或得意于国民党官宦体系之中,平步青云。既有蒋介石的先例,这些人绝对不会把加入青帮看成是什么大逆不道之事。日后在台湾成长的一代,不少人在青年时期加入青帮,继而进入国民党党政军系统任职,这些人也不会认为青帮成员与任职党政军,有什么冲突矛盾的地方。此辈徒众多半抱持一种看法,孙中山先生奔走革命,在海外为了躲避满清政府追捕杀害,要不是靠着青帮和各种会党势力的保护,恐怕早已客死异邦。帮众认定,孙先生革命能够成功,如果不是仰仗华侨会党势力出钱出力,不是靠着会党徒众抛头颅洒热血,哪有民国的肇建,哪能铲除帝制?(《看历史》2010年6月刊)

 

■ 四散零落

台湾时期,许多具备青帮身份的军官,多抱持加入青帮是一种“荣誉”的心态。军中当局即便知晓有人是青帮成员,也未必拿出极端手段,惩治具有青帮身份的军官。真正对青帮身份的军人,使出略微强力的禁制手段,也只有两次。且主要导因于作家江南命案,和海军上校尹清枫命案爆发后,台湾当局被迫拿出铁腕,极力吓阻军人加入青帮的风气。

官方第一波清除青帮分子的行动,是在1984年。华裔作家江南在美国遇刺身亡,事后证实江南之死,与情报部门运用帮派份子有关,导致蒋经国当局遭遇执政以来最严峻的政治危机。一则为了缓解来自美国的强大压力,一则蒋经国当局惊觉军中及特务机构有帮派人士侵入,无疑是统治机制一大警讯,因而展开了第一波雷厉风行的扫黑行动。在这波扫黑行动中,蒋经国严令公务人员,特别是是情治人员,绝对禁止与帮派分子交往,尔后一旦查出,一律严加惩处。

到了1993年、1994年之交,因为海军尹清枫上校离奇遇害死亡,当局又开始大力整顿军中纪律。1994年4月23日,台湾媒体报道,海军上校尹清枫命案可能与帮派分子有关。一项官方资料揭示,台军参加帮派的官兵共有145人,海军军官有41名青帮,其中16人在约谈和自白后承认身份。1994年12月12号,台湾“国防部部长”孙震在“立法院”宣称,有6名将领自承加入帮派,由于军中不容许其它组织活动,已要求这些将领写自白书,且宣布退出帮派组织。然而,孙震坦承,军中并无明文规定军人加入帮派要接受处分,只能就有无违法情事,依法处理。

长期以来,包括青帮在内的帮会,成员多属社会底层人物。当蒋介石政权在大陆土崩鱼烂之际,蒋氏带领党政军人员,大规模渡海迁台。散布社会各个层面的青帮帮会人物,能够千里迢迢,追随蒋介石到台湾,这究竟是一种“忠诚”的表现,或者印证了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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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与统治者之间,始终存在千丝万缕盘根错节的关系呢?从大陆时期,直到撤守台湾,青帮和台湾当局之间,向来处于一种既联合

 又斗争的矛盾局面。杜月笙晚年与亲友谈话时,曾经讲了一段经典名言:“我们是夜壶,蒋介石把我们用完了,眼看没有利用价值了,就往旁边一甩,再也用不着你们这些夜壶了。” 统治当局过河拆桥,视青帮如敝屣,用后即丢,青帮对待这个官方体制可是不离不弃,这究竟是青帮(帮派)的宿命,抑或是统治者和帮派势力之间剪不断、理还乱的错乱依存生态?

揆诸中国秘密会社,青帮毕竟根柢深厚,源远流长。1949年大迁徙,青帮徒众凡远离老家远走台湾者,多能凭借帮会的人脉渊源,在这片南方岛屿谋得栖身之所。如今时代演进,社会变迁,岛内青帮似有走入历史渐趋式微之势。吾人回眸整个民族流离迁徙的斑斑史册,青帮颇为类似随风飘荡的风信子,风雨摧残,花果飘零,不知所终。它的飘零,无声无息,不着痕迹。在台湾这座南方热带岛屿上,它打开了一扇奇特而神秘的景窗。

■本刊来自《看历史》2010年6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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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帮的1949

清末,漕运没落,海运兴起,各地失业船工渐渐流向上海,上海遂成为青帮活动的中心,而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青帮就已是民国势力最大的帮会。

从成员组成看,此时青帮已不再单纯是底层社会互助互济的秘密结社团体,而是一个包容了几乎所有阶级、阶层的人鬼混杂的社会亚文化群体。它内部很明显地形成了三个层面,即“主要由官僚政客和流氓恶霸头子组成的帮会头领和骨干分子层,普通劳动群众为主组成的帮会群众层,以及介于帮会首领和普通群众之间的流氓无产者阶层。”(胡训珉、贺建著《上海帮会简史》)

不久,青帮迎来了一系列分化。为适应社会变化,帮会首领打破青帮帮规旧律,创立起一批新型的帮会团体。有郑子良的侠谊社、杨虎的兴中社、朱学范的毅社、张克昌的畅社、刘文藻的监社、朱景芳的景社、黄振世的振社、周一星、彭柏威的嵩社、金九龄的春社等。其中杜月笙的恒社、张仁奎的仁社和黄金荣的忠信社最有势力,被称为三大社团。

恒社于1932年11月,在陆京士等人策划下成立,杜月笙任名誉社长。建国前社员一度多达910人,分布全国各地及缅甸、菲律宾等国。与传统青帮不同,恒社拒收职业流氓,成员都有正当职业,主要是工商界老板,警界、政界、军界人员,工运领袖等。

与此相似,仁社表面上也是个民主制度章程的俱乐部,理事长张仁奎,社员200余人,均由他从自己的三四千门徒中亲自圈定,大多为上层人物,标准之一是文官特任、简任、荐任以上者,武职将校。

忠信社乃是1936年黄金荣指使门徒秘密成立。社员数百人,不办入社手续,均由社内领导直接通知。抗战胜利后,改名荣社。

1944年,张仁奎死后,仁社便解体。抗战胜利后,中国政府收回租界,青帮回旋余地大为缩小,势力开始衰弱,与国民党政权亦日益不合。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恒社成员大多离沪,随杜月笙移居香港。而荣社成员与黄金荣多继续留守上海,中共要求黄金荣管束门徒,稳定秩序。解放军进城时,黄金荣将手下约400名青帮头目的名单呈交军管会,一批罪恶深重、民愤极大的青帮成员被先后正法。

其他青帮团体,在解放前后也都停止了活动。政府责令参加过帮会等组织的人员向政府登记,强迫帮会头子接受监督劳动。留在大陆的青帮,有的因血债,或与人民政府为敌,被镇压或判刑。不出两年,上海青帮基本肃清。大多则服从政府法令,安分守己,自食其力。

1951年,杜月笙死后,恒社移至台湾,以陆京士为首进行活动。这大约300多名青帮骨干分子,乃是上海青帮保留的少数血脉。如今,恒社就成了青帮组织在台湾的总部。

本文来自《看历史》2010年6月刊

2010-03-10

2010年02月27日 10:14  中国经营报

朱耘

  进入2010年,演出服务市场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冲击,也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冲击是因为企业年会演出市场增加了许多新需求:一是演出数量激增,档次明显升级,从此前的“纯业余”向“准专业”过度,要求配套的服务企业也要升级,甚至能够提供“超前”服务;二是个性需求更突出,企业文化各不相同,文化的呈现方式也不同,而年会就是展现这个大不同的舞台,按需定制对服务企业提出更高要求。

  机遇自然紧随冲击而来。市场大了,需求无法得到满足,自然会给演出市场的服务主体带来新商机。但把握这些商机,各家服务企业的作法却各不相同。虽然在目前市场需求无法完全得到满足的情况下,探索创新服务方式的企业的优势尚不明显,但竞争差异很快就会显现。

  2010年2月5日~7日,《宝岛一村》在北京世纪剧院上演。演出前1个月,480元以下的中低价位票早已销售一空。在演出当天,剧院周围已经挤满了黄牛党,他们不是在高价卖票,而是在高价收票。

  尽管近年来国内的话剧市场异常火爆,但是运营却令人堪忧,甚至很多话剧机构是在“赔本赚吆喝”,但是《宝岛一村》这部来自台湾的话剧,除了导演赖声川和主创台北综艺一哥王伟忠,其他演员没有任何一位内地知名的明星。25名演员组成的阵容,再加上其他演职人员,首次来大陆演一场新戏,不仅得到了观众的认可,而且票卖疯了。没有强大的明星阵容,没有轰炸式的连续演出,更没有像《雷雨》、《茶馆》一般让观众熟得不能再熟的故事,一部讲述台湾文化的话剧,首次来大陆演出,680元的高价位票都已一票难求,为什么《宝岛一村》能这么火?

  只想着如何少赔点

  赖声川的表演工作坊很强大,这个在他家里成立的戏剧工作室这些年做了不少好戏,有人说这是因为有赖声川这位台湾剧场艺术的核心人物坐阵。但是和大陆的很多人一样,文化人不大关注如何经营企业,如何让表演工作坊运营得更好,一直是他的妻子丁乃竺在操心。

  当《宝岛一村》的雏形出来后,丁乃竺很兴奋,认定这将是一部好戏,因为剧情讲的是很多台湾眷村人忘不掉的那段记忆。但是作为制作人,丁乃竺忧心忡忡:一般的话剧,演员基本控制在10人以内,但是这部戏演员多达25位,光演出费用这一项,开支至少是其他戏的一倍以上。

  如果是国内的戏剧制作团队,遇到这样的问题,惯用的手法就是缩减制作成本,先从舞美设计开始,减化舞台制作的费用、减少演员人数、缩短排练时间……“很多时候我觉得自己已经不是导演了,而是财务官,所有的创意、想法都得在框定的费用里玩,甚至连演员都不得不找些戏剧学院的学生以节省成本。”一位著名的话剧导演对《中国经营报》记者说。

  但是表演工作坊不是这种思路。丁乃竺透露,该剧的雏形出来后,他们就算好了账,这样的制作成本,铁定要赔,而且会赔很多。“但是我还是支持赖声川和王伟忠做这部戏,因为故事很好。台湾每7个人之中就有1个出自眷村,这部戏很值得做。我的主要工作就是想各种办法,让这部戏赔得少一点,赚钱是不可能的。”

  为了保证公司的效益,他们也选择拉赞助这种惯用的手段。然而找投资的历程并非一帆风顺,冲着“表演工作坊”这张牌,台湾的很多企业都很感兴趣。但是当他们听完《宝岛一村》的故事后,都善意地回绝了:台湾人忘不了这段历史,但是在台湾的文化中,生意人不喜欢参与到政治中来。而该故事讲的正是1949年国民党从大陆撤至台湾后,两岸同胞间的故事。

  本土赞助失败后,戏剧工作坊将目光锁定海外,拿到了新加坡滨海艺术中心的支持。事实上,在洽谈过程中,戏剧工作坊首先抛出了橄榄枝,邀请新方参与部分创意。新方在深思熟虑了两天之后,表示愿意,但不会破坏内容和艺术本身,只在宣传册等指定地方打上LOGO即可。

  《宝岛一村》贯穿全剧的线索就是包子,这不仅是剧中台湾本地人和眷村人情感的纽带,而且圆圆的包子也有着期盼海峡两岸早日团聚这一特殊寓意。一天排戏结束,赖声川突然问丁乃竺:“这部戏演下来需要3个小时,当观众走出剧场的时候大概也饿了,我们能不能发给观众两个热乎乎的包子,让他们边吃边回味该戏?”

  这个点子提醒了运营团队,很快他们就拿到了酒店方的赞助,表演结束后观众不仅可以吃到包子,甚至还有部分餐饮企业的免费或优惠券,这样的创意恐怕是表演工作坊的独创。

  长达三个月的媒体营销

  了解演出市场营销的人都敏锐地发现,《宝岛一村》来大陆演出的营销与一般的演出项目营销有着迥然不同的方式,在营销的前、中期,圈里不少人都为《宝岛一村》能否成功捏了一把汗。而离开演还有一个月时,中低档票售罄,文化公司们开始研究,这是怎么做到的?

  “一般演出项目的媒体宣传周期是一个半月至两个月,太长了投入的精力多,但回报不一定好,因为战线拉得长了,媒体、读者都有了审美疲劳。太短也不行,预热时间不够,影响票房。”北京银基一帮行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周立兵对《中国经营报》记者说。

  记者查阅了2009年一整年,包括北京人艺、国家大剧院、孟京辉工作室、许巍演唱会等主要演出活动,从建组召开发布会至演出,基本的宣传周期都在2个月之内,但是《宝岛一村》的媒体宣传,足足耗时3个月之长,这还不包括前期的铺垫工作。

  主办方负责人杨林向记者透露,《宝岛一村》的宣传可以说是近年来演出市场投资较大的一次,“这就像电影《阿凡达》一样,卡梅隆说服了投资方拿到了巨额的投资,因为他相信该片将会给投资方更大的价值回报。事实上,正是大制作大投入,让投资方在全球得到了22亿美元的回报。”

  当得知《宝岛一村》要来大陆演出时,主办方曾经很担忧,尽管此前该剧在台湾演了足有300场之多,场场爆满,在新加坡演出结束后,观众们全体起立,掌声持续达7分钟之多,但是大陆和台湾的文化有着很大的不同,而且眷村这段历史对大陆的很多人来讲是完全的空白,能否成功谁心里也没底。

  杨林告诉记者,正是因为没底,他希望通过延长宣传周期以取得更好的效果。

  据记者了解,除了部分场制合一的机构外,目前演出市场的销售模式大致分两种,一种是与剧院分票房模式,北京人艺、国家大剧院、蓬蒿剧场等多采用这种方式,好处在于这些剧院本身已经培养了一部分忠实的观众,而且可以利用其剧院本身的宣传渠道进行广告及媒体的宣传,然而这些剧院的档期往往很难排上,并且对演出作品的审核要求相当高。

  另一种方式就是单纯租场地,剧院方不参与任何宣传。在场租费一定的情况下,主办方需要对所有座位分档,圈定出不同区域的票价。“这里的学问也非常大,票价过高,好位置的票没人买,很多买了低价票的观众就会擅自换至好位子,影响其他观众的观看。而票价过低,赢了人气却输了收入。而《宝岛一村》恰恰正采用了这种方式。”杨林说。

  事实上,几乎与《宝岛一村》同一宣传周期内,另一部非常成功的话剧营销案例则是北京人艺的《窝头会馆》。院长张和平介绍,首演结束后的票房已达468万。尽管很多戏剧工作室的营销都在学北京人艺,但是北京人艺这种模式,一般的戏剧工作室很难学得来。一方面50多年来,北京人艺自己培养了一大批忠实观众,同时他们拥有剧场资源和国内最顶级的明星演员阵容,而在宣传攻势上,其广告投入基本都是与各大媒体谈定的打包价,而非项目化运作。

  “北京人艺请陈小艺、徐帆、冯远征这些明星演出,就相当于领导指派自己的员工干事,演员工资成本可以忽略不计。可是像我们导戏,请这些大牌演员出演,很大一部分将用于演员的出场费。”导演苏蓬对记者说。

  被动保密与主动揭秘

  在《窝头会馆》的宣传上,北京人艺更加侧重的是宣传金牌大导演林兆华率濮存昕、宋丹丹、徐帆等明星联袂演出刘恒的话剧处女座的特色,剧中记录了全国解放前,北京大杂院里发生的故事。但是在新闻发布会及剧组探班上,导演及各演职人员始终拒绝透露更多该剧的精彩内容,希望用这种方式吊足媒体和观众的胃口,让大家走进剧场看该剧。

  但是《宝岛一村》的几轮宣传重点,却始终围绕着剧中的精彩故事。“3个月的时间,细算起来有12轮的宣传,如果每轮做的工作都差不多,结果一定是失败的。”杨林坦陈,演出市场的成功关键在于媒体营销,透过媒体的声音让观众了解。

  “最初我们只是发布了消息,赖声川要带着他的新戏来大陆演出,讲述眷村中的故事。”杨林说,“但是很多人根本没听过眷村,以为是发生在台湾的一个小村子的故事。”在接下来的时间里,主办方用各种故事让读者们了解眷村文化。

  这轮宣传之后,吊足了观众的胃口,不少读者纷纷致电主办方,“除了赖声川,还有其他明星吗?”因为没有大陆熟悉的明星,在《宝岛一村》的新闻发布会上,主办方给赖声川和王伟忠提出的要求是,只在发布会上讲剧中的故事和创作的灵感,不仅请了诸多媒体,很大一部分人是爱看话剧的学生,让他们与偶像零距离接触。

  整个发布会都是在钢琴曲《松花江上》的伴奏下进行的,在发布会的高潮部分,主办方特意端上来一笼包子,而王伟忠则与大家分享了剧中包子的故事,所有人都认为包子只是该剧中的一个故事,却没有领会包子的真正含义。事实上,只有看过全剧才会领会《松花江上》和包子对整个剧的意义所在。此外,主办方还想到了“三家无缝隙舞台表演”、“360度旋转舞台”、“宝岛一村的两妻生活”等多个宣传点,而这些都是围绕戏剧内容本身进行的。

  “很多时候在戏剧宣传上,主办方不愿意过多地介绍剧中故事,担心观众了解了戏剧内容就不会走进剧场。在有些戏上,这样的做法无可厚非,但至少在《宝岛一村》上,只有让观众们了解了眷村文化,才会更加关注该剧。我也相信,没有谁会从头至尾完整地将话剧内容讲给别人听,都是在找亮点。”杨林说。

  记者通过新浪微博(http://t.sina.com.cn)、宽度网等方式了解到,观看《宝岛一村》的观众,很多之前根本没有走进过剧场,不知道内容是什么,他们正是冲着想要了解眷村、了解内地人1949年进入台湾后那段历史而看的。

  尊重采访对象要求,文中杨林为化名

  《宝岛一村》来大陆之前,已经在台湾演出了超过了300场。台湾人认为,2008年有两部好戏勾起了他们无尽的回忆,一部是电影《海角7号》,另一部则是赖声川的话剧《宝岛一村》,它们都是用地址作题名的好戏。

  此次《宝岛一村》的原班人马来大陆演出,总共12场,分别为深圳2场,广州1场,东莞1场,杭州2场,上海、北京各3场。赖声川表示,《宝岛一村》今后还会来大陆继续演出,但是如此大规模的原班演员阵容过来恐怕非常难,即便是在台湾,这些人再凑在一起的机会可能也不大。而戏剧表演是不可复制的,正是这样的原因,这一轮全国巡演才显得格外珍贵。

2010-03-06

一字不落地读完龙应台新作 《目送》(三联书店,2009年9月),对照着读的是她的另一部新作、香港天下图书版《大江大海,一九四九》,我对《大江大海,一九四九》的喜爱要超过《目送》。

 

龙应台无疑是当今华语世界最重要且最具国际影响的作家之一,但她随笔写作的成就其实被夸大了,一个重要原因当然是1980年代中期她在台湾出版的《野火集》因猛烈抨击国民党威权统治而获得最初的文名和道德优越感,而且她对民主、自由等议题的关注也契合了某种现实需求;此外,媒体也放大了龙应台的写作成就。

 

当 《亲爱的安德烈》(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12月)里结集的龙应台与长子安德烈的35封“母子书”最早以专栏形式在《南方周末》陆续刊登时,我就不是特别感冒——在文学史上留下新的“背影”或“傅雷家书”当然是极有诱惑力的写作目标,但朱自清在《背影》中的朴拙和傅雷在“家书”中对傅聪的循循善诱谆谆教诲都是难以简单复制的,龙应台与安德烈的“母子书”当然可以附着上全球化时代的母子冲突、东西(中德)文化冲突等多种堂皇标签,但一家一己私事有必要在公共媒体上占据那么多版面来讨论吗?

 

我还相信,即使有“著名作家”这样一重耀眼的外在身份,龙应台在安德烈眼里仍是一个絮叨和让他厌烦的母亲,安德烈可能并不愿意将他和母亲的代沟、冲突公之于众。当安德烈的父亲训斥他独自驾驶家里的小吉普车参加朋友聚会时,“他劈头就大骂:‘他妈的你怎么把车开走了?’”(《目送》P240。鉴于随笔在相当程度上所具有的非虚构性质,本文将部分采信,后续引用只标页码)我想,安德烈更在乎的是不被父亲尊重的委屈及类似的各种小情小调,他也许并不乐意和母亲去探讨那么多宏大问题。

 

而且,傅雷、朱梅馥夫妇并不是生前就有意主动发表和儿子傅聪、傅敏的通信 (虽然他们有完整保存家书的习惯)。《傅雷家书》蕴含着更多的真诚和自然,可能正是龙应台的“母子书”所缺少的。

 

《目送》延续着《亲爱的安德烈》和《孩子你慢慢来》(文汇出版社,2005年8月)的亲情风格,龙应台不厌其烦地阐发着她对时光流逝和如何应对衰老(死亡)这一主题的慨叹:“(对于台湾和海外的人)个人生命中最私密、最深埋、最不可言喻的‘伤逝’和‘舍’,才是最刻骨铭心的痛”(代序P3),“面对时间,你会发现,相信或不相信都不算什么了。因此,整本书,也就是对时间的无言,对生命的目送。”(代序P4)

 

全书73篇随笔中,篇名直接点缀着时间或数字单位的,就有《十七岁》、《1964》、《五百里》、《两本存折》、《四千三百年》、《年轻过》和《冬,一九一八》7篇,甚至有一篇直接就是谈 “时间”。1952年生人的龙应台已日渐敏感地体会到人到中年的苍凉,婚姻的变故也可能让一个女强人日益脆弱。

 

《目送》开篇“目送”是龙应台最为得意的一篇,前半部分写她和正处于青春叛逆期的儿子的关系,后半部分写她对去世的父亲的思念,文中和文尾两次使用了同样一个段落:“我慢慢地、慢慢地了解到,所谓父女母子一场,只不过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你站立在小路的这一端,看着他逐渐消失在小路转弯的地方,而且,他用背影默默告诉你:不必追。”(P4)这样的抒情不可谓不华美,不可谓不精巧,但这种精巧和华美越是一目了然,越是让我怀疑其自然和真诚。

 

更让我起疑的,是龙应台在《目送》中呈现的分裂和有欠真诚有欠自然,甚至有局部的矫情。《海伦》一文中,家里请的钟点工海伦“看见我成堆成堆的报纸杂志,拥挤不堪的书架,床头床边都是书,她认为我‘很有学问’。当她看见有些书的封面或封底有我的照片,她更尊敬我了。”(P121)海伦在熬粥、淘米、养花等生活常识方面的丰富让龙应台不免“自卑”,“只要海伦在,我连煎个荷包蛋都有点心虚了。”(P124)这或多或少有一些民粹主义嫌疑了。

 

其实,龙应台大可不必因为钟点工生活常识丰富而自卑,毕竟术业有专攻,毕竟她在文本知识的占有和国际视野的开阔方面是远远超过对方的。在佩服钟点工的同时,龙应台大多数时候又还是倚重给她带来安全感和优越感的文本知识,《目送》中遍布她在世界各地旅行时翻阅的生僻方志如《曹溪通志》、《蜀志》,以及古代典籍如《诗经》、《格物总论》、《本草》、《老学蠾笔记》,经书如《楞严经》、《起世经》等。

 

而且,龙应台在《中国时报》创办人余纪忠先生生前大手术后给的静养建议也是,“到湖边去休息,看看水和柳树,放一箱线装书在柳树下,线装书书目我提供,从陆游《入蜀记》到苏轼诗集,我帮你准备。”(P104)有着“线装书”的支撑和庇护,也许龙应台不再担心“煎个荷包蛋都有点心虚了”。

 

人(知识分子)与知识(文本的,生活的或者说智慧形态的)的关系,确实是一个值得深究的命题。龙应台对此也多有关注,“什么叫知识的盲点,我在十七岁那年就知道了”(P186),“知识分子对农民的劳苦和饥饿表达怜悯之情,但是在杜甫的诗里,荒野中四顾茫然的知识分子却是农民悲悯的对象”(P143)。

 

和轻微的民粹主义倾向相联系的,是身居繁华都市的精英知识分子对乡野和大自然作为“桃花源”的隐匿想象和浪漫抒情。《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封面勒口的作者简介说龙应台“留学美国九年,旅居欧洲十三年,在台北做公务员四年,以香港为写作基地超过六年。但她今天还在想:到底要在哪里种下一株会开大朵黄花的丝瓜?”

 

“种下一株会开大朵黄花的丝瓜”当然只是一个隐喻,《目送》的第二辑“沙上有印,风中有音,光中有影”几乎全是龙应台对田园情怀和返璞归真理想的书写,但对比韩少功的《山南水北》(作家出版社,2006年10月)和迟子建的长篇随笔《简朴生活回忆录》(转引自《山居心情》,江苏文艺出版社,2008年5月),就发现高下立判:龙应台的此类书写固然是好,但还不是最好的。

龙应台的青少年时期先后在高雄大寮乡的眷村和台中南部度过,对“会开大朵黄花的丝瓜”应该不会陌生。也许,这样的洗尽铅华和返璞归真只是为了贯注关注环保、解构消费主义、保持文化多样性等现代命题?

 

《目送》的一个亮点是选用了龙应台多幅亲自拍摄的照片,包括她痴呆的母亲和各地风光,这个新爱好还被她隆重地写到封面勒口的简介中:“写作教书兼成立基金会推动全球意识之余,最流连爱做之事,就是怀着相机走山走水走大街小巷,上一个人的摄影课。”这显然是对“读图时代”一个有意或无意的积极顺应,而且龙应台的部分摄影作品在构图和层次感方面也确实出手不凡(否则出版方也不会应允印入书中),但她又偏偏刻意来一段传统中国文人惯有老庄式述怀:“我是个摄影的幼儿园大班生,不懂得理论也没学过操作,但是跟风景约会的时间长了,行云流水间,万物映在眼底,突然悟到:真正能看懂这世界的,难道竟是机器,不是你自己的眼睛、自己的心?”(代序P3)

类似的刻意抒情还不止一处,比如为了凸显以儿子邮件为重的急迫和远道探视老母亲的孝顺,龙应台笔下多次强调她要参加的台北市“议会”险些被耽误(P240、P241)。而写到自己对“女人没有前列腺”这一常识的无知时,龙应台的优越感和轻度自恋又流露出来:“台湾《天下杂志》发行人殷允秡决心创办《健康杂志》。她的理由是,如果像龙应台这种人对于医学常识都糟到这个程度,那么显然很多人都需要被她拯救。”(P186)类似这样的矫情和刻意抒情,其实不是龙应台一个人的问题,而是所有残存着“文人”前现代因子的所有中国作家的通病吧。

 

文本之外,龙应台在华语世界广受关注,一个重要原因当然是因为她1999年至2002年间受马英九之邀出任台北市文化局局长,并在期满后急流勇退,提供了一个当代中国知识分子介入现实政治运作的典型样本。但看看龙应台对她从政经历的描写,“议会里,一片硝烟戾气。语言被当作武器来耍,而且都是狼牙棒、重锤铁链之类的凶器。你在抽屉里放一本《心经》,一本《柏拉图谈苏格拉底》,一本《庄子》;你一边闪躲语言的锤击,一边拉开抽屉看经文美丽的字。”

读经当然是中年龙应台应对生老病死的哲学追问的有效举措,但在参加台北市“议会”的工作时间读闲书,表面上是对台湾民主乱象的讽刺,但在最低程度上,这是对“在其位,谋其政”的基本政治职业伦理的违背。这样吹毛求疵或许会被认作迂腐,但这至少涉嫌为文造作和为了抒情而抒情。

 

话说回来,作为华语文学界一位老到的作者,《目送》中让我特别喜欢的也有,龙应台听老友蔡琴演唱会所感的《山路》,以及 《寂寞》、《(不)相信》、《1964》、《明白》、《如果》、《五百里》、《幸福》、《最后的下午茶》、《我村》、《江湖台北》、《四千三百年》、《女人》、《关山难越》、《冬,一九一八》和《魂归》等篇目。

《山路》中,龙应台转述了蔡琴在演唱会上针对前夫杨德昌之死而说的一句话:“你们知道的是我的歌,你们不知道的是我的人生,而我的人生对你们并不重要。”(P20)这句话稍作变通,一个歌者热闹光鲜却又寂寞孤独的命运写照也许就能用在一个作者身上——“你们知道的是我的文字,你们不知道的是我的人生,而我的人生对你们并不重要。”这或许也可以理解为龙应台写作《目送》的全部动机吧。

 

也必须承认,龙应台听蔡琴演唱会而表达的对自己这一代人的感慨也很动人:“我们这一代人,错错落落走在历史的山路上,前后拉得很长。同龄人推推挤挤走在一块儿,或相濡以沫,或怒目相视。年长一点的默默走在前头,或迟疑徘徊,或漠然而果决。前后虽隔数里,声气婉转相通,我们是同一条路上的同代人。”(P20)

一本73篇随笔结集而成的 《目送》,像《山路》这样的上乘文章已近20篇,按说掏39元人民币购买已经物有所值了,但正因为龙应台是华语世界最重要的作家之一,而对一位作家最好的敬意就是直接读他(她)的作品并且诚实地讲出自己的阅读感受包括批评意见,那“目送”龙应台,就是对龙应台和《目送》的最大敬意了。

 

【以上片段节选自凤凰网评论

【以下片段节选自南方周末评论

 

从剑桥到了伦敦,我们住进了林柏蓝特酒店。以荷兰最伟大的画家作为酒店的名字,大概已经在昭示自己的身份和品味了。拉开窗帘,以为可以看到雄伟的维多利亚阿伯特博物馆,却发现窗正对着后院,看出去只是一片平凡而老旧的砖造公寓建筑。有点失望,正要拉上窗帘转身的那一瞬,眼角波光流动间瞥见建筑的颜色和线条,顿时建筑隐退,颜色和线条镂空浮现,颜色深浅参差,线条黑白分明,微风刚好吹起柔软的淡紫色的窗帘布;那一扇一扇窗的竖与横之间,仿佛是一种布局,楼与楼的彼此依靠和排拒之间,又像在进行一种埋伏的对话——我不禁停下来,凝视窗外,凝得入神,直到一只鸽子突然惊起,“哗”地一声横过。
   

我们沿着克伦威尔大道慢步行往白金汉宫的方向。华飞说,高二德文课正在读“少年维特的烦恼”,课堂上讨论得很仔细。
   

“喔?老师怎么说?”我兴味十足地看着他——我也是高二的时候读这本书的呀,在1969年的台湾,一边读歌德,一边读琼瑶。1774年“维特的烦恼”出版后,说是有两千个欧洲青年效法维特为爱自杀。拿破仑在东征西讨的杀伐中,总是随身携带着这本爱情小书。
   

 “你一定不相信老师怎么说,”华飞笑着,“老师跟我们说:你们可不要相信这种‘纯纯’的爱。事实上,爱情能持久多半是因为两人有一种‘互利’的基础。没有‘互利’的关系,爱情是不会持久的。”
   我很惊奇地看着他,问,“你同意他的说法?”
   

华飞点点头。
    我飞快地回想17岁的自己:我,还有我的同龄朋友们,是相信琼瑶的。凡是男的都要有深邃而痛苦的眼睛,女的都会有冰冷的小手和火烫的疯狂的热情。爱情是只有灵没有肉的,是澎湃汹涌一发不可收拾的;唯美浪漫、纯情而带着毁灭性的爱情,才是最高境界的爱情。
   

华飞以好朋友约翰为例,正在给我作解说,“你看,约翰的爸妈离婚了,约翰爸爸和现在的女朋友就可能持久,因为,第一,约翰爸爸是个银行总经理,女朋友是个秘书,她得到社会和经济地位的提升。第二,约翰妈妈是大学校长,约翰爸爸受不了约翰妈妈这么优秀;现在跟自己的秘书在一起,秘书不管是学识还是地位还是聪明度都不如自己,他得到安全感和自我优越感。在这样‘互利’的基础上,我判断他们的关系可能会持久。”
   

我两眼发直地瞪着自己17岁的儿子,说,“老天,你——怎么会知道这些?”
    他瞅着我,明显觉得我大惊小怪,“这什么时代啊?妈妈!”
    晚上,伦敦街头下起小雨,我们在雨中快步奔走,赶往剧场,演出的是《伊芙塔》,以阿根廷沛龙总理的夫人生平为故事的音乐剧。我们还是迟到了,“阿根廷,不要为我哭”的熟悉旋律从剧场的门缝里传出来。
   48岁享有盛名的沛龙将军在一个慈善舞会里邂逅24岁光艳照人的伊芙塔。舞台上,灯光迷离,音乐柔媚,伊芙塔渐渐舞近沛龙——我低声对华飞说,“你看,‘互利’理论又来了……”
    华飞小声地回复:“妈,可是我才17岁啊,好像不该知道那么多,好像——还是应该相信一点什么吧!”
    我有好一阵子一边看戏一边心不在焉。他的问题——我有答案吗?
    早上,灿亮的阳光扑进来,华飞还睡着。我打开窗帘,看窗外那一片平凡而现实的风景。心想,这中间,也必有巨大的美的可能。

不相信

    

二十岁之前相信的很多东西,后来一件一件变成不相信。
曾经相信过爱国,后来知道“国”的定义有问题,通常那循循善诱要你爱国的人所定义的“国”,不一定可爱,不一定值得爱,而且更可能值得推翻。

曾经相信过历史,后来知道,原来历史的一半是编造。前朝史永远是后朝人在写,后朝人永远在否定前朝,他的后朝又来否定他,但是负负不一定得正,只是累积渐进的扭曲变形移位,使真相永远掩盖,无法复原。说“不容青史尽成灰”,表达的正是,不错,青史往往是要成灰的。指鹿为马,也往往是可以得逞和胜利的。

曾经相信过文明的力量,后来知道,原来人的愚昧和野蛮不因文明的进展而消失,只是愚昧野蛮有很多不同的面貌:纯朴的农民工人、深沉的知识分子、自信的政治领袖、替天行道的王师,都可能有不同形式的巨大愚昧和巨大野蛮,而且野蛮和文明之间,竟然只有极其细微、随时可以被抹掉的一线之隔。
曾经相信过正义,后来知道,原来同时完全可以存在两种正义,而且彼此抵触,冰火不容。选择其中之一,正义同时就意味着不正义。而且,你绝对看不出,某些人在某一个特定的时机热烈主张某一个特定的正义,其中隐藏着深不可测的不正义。

曾经相信过理想主义者,后来知道,理想主义者往往经不起权力的测试:一掌有权力,他或者变成当初自己誓死反对的“邪恶”,或者,他在现实的场域里不堪一击,一下就被弄权者拉下马来,完全没有机会去实现他的理想。理想主义者要有品格,才能不被权力腐化;理想主义者要有能力,才能将理想转化为实践。可是理想主义者兼具品格及能力者,几希。

曾经相信过爱情,后来知道,原来爱情必须转化为亲情才可能持久,但是转化为亲情的爱情,犹如化入杯水中的冰块——它还是冰块吗?
曾经相信过海枯石烂作为永恒不灭的表征,后来知道,原来海其实很容易枯,石,原来很容易烂。雨水,很可能不再来,沧海,不会再成桑田。原来,自己脚下所踩的地球,很容易被毁灭。海枯石烂的永恒,原来不存在。
二十岁之前相信的很多东西,有些其实到今天也还相信。
譬如国也许不可爱,但是土地和人可以爱。譬如史也许不能信,但是对于真相的追求可以无止尽。譬如文明也许脆弱不堪,但是除文明外我们其实别无依靠。譬如正义也许极为可疑,但是在乎正义比不在乎要安全。譬如理想主义者也许成就不了大事大业,但是没有他们社会一定不一样。譬如爱情总是幻灭的多,但是萤火虫在夜里发光从来就不是为了保持光。譬如海枯石烂的永恒也许不存在,但是如果一粒沙里有一个无穷的宇宙,一刹那里想必也有一个不变不移的时间。

那么,有没有什么,是我二十岁前不相信的,现在却信了呢?
有的,不过都是些最平凡的老生常谈。曾经不相信“性格决定命运”,现在相信了。曾经不相信“色即是空”,现在相信了。曾经不相信“船到桥头自然直”,现在有点信了。曾经不相信无法实证的事情,现在也还没准备相信,但是,有些无关实证的感觉,我明白了,譬如李叔同圆寂前最后的手书:“君子之交,其淡如水,执象而求,咫尺千里。问余何适,廓尔忘言,华枝春满,天心月圆。”
相信与不相信之间,彷佛还有令人沉吟的深度。

龙应台:目送

华安上小学第一天,我和他手牵着手,穿过好几条街,到维多利亚小学。九月初,家家户户院子里的苹果和梨树都缀满了拳头大小的果子,枝丫因为负重而沉沉下垂,越出了树篱,勾到过路行人的头发。
很多很多的孩子,在操场上等候上课的第一声铃响。小小的手,圈在爸爸的、妈妈的手心里,怯怯的眼神,打量着周遭。他们是幼稚园的毕业生,但是他们还不知道一个定律:一件事情的毕业,永远是另一件事情的开启。
铃声一响,顿时人影错杂,奔往不同方向,但是在那么多穿梭纷乱的人群里,我无比清楚地看着自己孩子的背影——就好象在一百个婴儿同时哭声大作时,你仍旧能够准确听出自己那一个的位置。华安背着一个五颜六色的书包往前走,但是他不断地回头;好象穿越一条无边无际的时空长河,他的视线和我凝望的眼光隔空交会。
我看着他瘦小的背影消失在门里。

十六岁,他到美国作交换生一年。我送他到机场。告别时,照例拥抱,我的头只能贴到他的胸口,好象抱住了长颈鹿的脚。他很明显地在勉强忍受母亲的深情。
他在长长的行列里,等候护照检验;我就站在外面,用眼睛跟着他的背影一寸一寸往前挪。终于轮到他,在海关窗口停留片刻,然后拿回护照,闪入一扇门,倏乎不见。
我一直在等候,等候他消失前的回头一瞥。但是他没有,一次都没有。

现在他二十一岁,上的大学,正好是我教课的大学。但即使是同路,他也不愿搭我的车。即使同车,他戴上耳机——只有一个人能听的音乐,是一扇紧闭的门。有时他在对街等候公车,我从高楼的窗口往下看:一个高高瘦瘦的青年,眼睛望向灰色的海;我只能想象,他的内在世界和我的一样波涛深邃,但是,我进不去。一会儿公车来了,挡住了他的身影。车子开走,一条空荡荡的街,只立着一只邮筒。

我慢慢地、慢慢地了解到,所谓父女母子一场,只不过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你站立在小路的这一端,看着他逐渐消失在小路转弯的地方,而且,他用背影默默告诉你:不必追。

我慢慢地、慢慢地意识到,我的落寞,仿佛和另一个背影有关。
博士学位读完之后,我回台湾教书。到大学报到第一天,父亲用他那辆运送饲料的廉价小货车长途送我。到了我才发觉,他没开到大学正门口,而是停在侧门的窄巷边。卸下行李之后,他爬回车内,准备回去,明明启动了引擎,却又摇下车窗,头伸出来说:“女儿,爸爸觉得很对不起你,这种车子实在不是送大学教授的车子。 ”
我看着他的小货车小心地倒车,然后噗噗驶出巷口,留下一团黑烟。直到车子转弯看不见了,我还站在那里,一口皮箱旁。

每个礼拜到医院去看他,是十几年后的时光了。推着他的轮椅散步,他的头低垂到胸口。有一次,发现排泄物淋满了他的裤腿,我蹲下来用自己的手帕帮他擦拭,裙子也沾上了粪便,但是我必须就这样赶回台北上班。护士接过他的轮椅,我拎起皮包,看着轮椅的背影,在自动玻璃门前稍停,然后没入门后。
我总是在暮色沉沉中奔向机场。

火葬场的炉门前,棺木是一只巨大而沉重的抽屉,缓缓往前滑行。没有想到可以站得那么近,距离炉门也不过五公尺。雨丝被风吹斜,飘进长廊内。我掠开雨湿了前额的头发,深深、深深地凝望,希望记得这最后一次的目送。我慢慢地、慢慢地了解到,所谓父女母子一场,只不过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你站立在小路的这一端,看着他逐渐消失在小路转弯的地方,而且,他用背影默默告诉你:不必追。

2010-01-25

绰号: 小黑
  英文名: Orr, Sau Leung
  出生地: 浙江宁波
  儿子:柯有伦
  1953年 出生于浙江宁波
  1955年 全家迁徙到台湾台东
  1956年 仅3岁的柯受良随父母到台湾。14岁时,他爱上摩托车,以驾车游玩为乐趣。16岁时,他成为一名电影特技演员,从此开始了他的飞人生涯。近30年来。他除了拍片,还参加各种比赛和自行组织飞车表演。
  1966年 中学辍学、在家捕鱼
  1969年 独自一个人到台北闯天下
  1970年 报考电影明星学校被录取,充任临记、武师工作同年,首次参加特技表演
  1975年 参加台湾摩托车障碍赛,夺得冠军。
  1977年 进入香港影视圈,担任武术指导,惊险片演员和导演。
  1982年 参与香港电影《最佳拍档》特技演出一举成名:被称“柯大胆”
  1984年 担任成龙电影《快餐车》特技指导,并亲自参加飞车特技演出
  1985年 首部个人电影连续剧《飞越万缕情》在台湾华视上映
  1986年 担任成龙电影《龙兄虎弟》的特技指导,在南斯拉夫亲自驾驶;跑车飞越六车道高速公路 ( 长度达75米)
  1983年至1986年期间,先后飞越了80米宽,素有“死亡谷”之称的台湾桃园海湖大峡谷。又飞越了宽100米的香港码头和70米宽的双向高速公路等。
  1987年 驾驶摩拖车飞越台湾桃源海湖峡谷
  1988年 任导演,应艺能影业公司邀请执导《壮志豪情》奠定导演地位
  1989年 影片《开心巨无霸》饰演台南小李
  1992年 11月15日,他抢在一位英国摩托车骑手之前,成功地飞越金山岭长城烽火台,一举成为驾车飞越长城第一人,载入了《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受到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
  1993年 成立柯受良电影创作公司,创业作品《芝士火腿》;同年发行第一张闵南语唱片《正港男儿》;参加韩国举行的世界博览会,担任飞车表演特邀嘉宾
  1994年 参加台湾区越野汽车长途对抗赛获得第三名


  1997年 6月1日,44岁的柯受良,驾驶汽车又成功地飞越了黄河壶口大瀑布,向香港回归祖国献上一份厚礼。
  1999年 为新加坡仁善医院酬款义演,在新加坡体育馆成功飞越42米。同年6月发行个人国语大碟《再次征服
  1999年11月 广告:康利诺洗发精
  1999年12月 广告:三洋维士比饮料
  2000年 3月担纲主持《飞越生死线》(AXN),4月与吴宗宪联合主持《周日八点党》(台湾中视)
  2000年03月 广告:光阳机车
  2003年12月9日上午在上海身亡,终年50岁。
  柯受良又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人。他酷爱音乐,擅长卡拉OK,1980年曾获得香港电影导演卡拉OK赛的冠军。
  辞世

死因:饮酒过量导致哮喘病发作,未能及时就医
  2003年12月9日柯受良(香港艺人) 柯受良身亡消息从上海传出,车祸说、酒后驾车说、死于某五星级酒店说众说纷纭。傍晚,上海市公安局新闻发言人助理房定桦警官告诉记者:“从8日下午6时到9日凌晨,柯受良参加了三场酒席。9日上午,他的尸体被别人发现。因他患有哮喘病,其死亡原因可能是饮酒导致哮喘发作。”
  记者从上海公安局新闻部门获悉:2003年12月9日上午10时56分,上海市公安局“110”指挥中心接到120急救中心人员现场报警,称虹桥路中山西路上中山大厦雅逸阁9楼C座一男子死亡并已送往医院,警方迅速赶到现场。经医院证实,该男子已死亡。警方经初步调查证实,死者是柯受良。柯于12月8日18时许至次日凌晨4时许,分别与他人相聚,在餐馆、酒吧等地饮酒三场,后与好友谢某同返谢寓所睡觉。9日上午10时许,谢与柯的驾驶员发现柯躺在沙发上不省人事,即报120急救中心。经警方检查,柯受良衣着完好,体表无暴力性损伤。初步推断死亡原因可能是酗酒过量。   1953年 出生于浙江宁波1955年 全家迁徙到台湾台东 1966年 中学辍学、在家捕鱼1969年独自一个人到台北创天下1970年 报考电影明星学校被录取,充任临记、武师工作同年,
  首次参加特技表演 1982年 参与香港电影【最佳拍档】特技演出逼举成名;被称"柯大胆" 1984年担任成龙电影【快餐车】特技指导,并亲自参加飞车特技演出1985年 首部个人电影连续剧【飞越万缕情】在台湾华视上映1986年担任成龙电影【龙兄虎弟】的特技指导,在南斯拉夫亲自驾驶
  跑车飞越六车道高速公路(长度达75米) 1987年 驾驶摩拖车飞越台湾桃源海湖峡谷1988年任导演,应艺能影业公司邀请执岛【壮志豪情】奠定导演地位 1992年飞越万里长城,为中国体育基金会酬款,在北京金山岭长城完成
  摩托车特技凌空飞越38米,记录吉尼斯世界记录1993年 成立柯受良电影创作公司,创业做品【芝士火腿】
  同年发行第一张闵南语唱片『正港男儿』
  参加韩国举行的世界博览会,担任飞车表演特邀嘉宾1994年 参加台湾区越野汽车长途对抗塞第三名
  1997年 迎香港回归,驾驶跑车成功飞越黄河天堑 -湖口瀑布(长度55米),获得"亚洲第一飞人"的称号1999年为新加坡仁善医院酬款义演,在新加坡体育馆成功飞越42米
  同年6月发行个人国语大碟『再次征服』
  柯受良,1953年出生在浙江省象山县
石浦镇沙塘湾村的一个普通渔民家庭, 3岁时与父母兄弟迁至台湾台东县。14岁时,他爱上摩托车,以驾车游玩为乐趣。16岁时,他成为一名电影特技演员,从此开始了他的飞人生涯。1992年11月15日,他抢在一位英国摩托车骑手之前,成功地飞越金山岭长城烽火台,一举成为驾车飞越长城第一人,载入了《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受到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1997年6月1日,44岁的柯受良,驾驶汽车又成功地飞越了黄河壶口大瀑布,向香港回归祖国献上一份厚礼。
  柯受良虽从小离开故土,但热爱祖国、热爱家乡的热情并不亚于他的父辈。无论走到哪里,他都没有忘记自己是象山人,他多次当着记者的面,纠正有关他身世报道的失误。1989年,柯受良终于第一次踏上阔别30多年的故乡,但由于太忙,只逗留了一天。1994年4月,应家乡的要求,柯受良欣然为《可爱的象山》一书题词,写了这样一段耐人寻味的话:“我是柯受良,感谢乡亲朋友的厚爱,我要把根留在象山把爱留给象山……”。
  

“飞越赤水”等多项计划终结


  柯受良今天(12月9日)在上海去世后,他的一系列计划成为绝世怀想。
  港台一线红艺人都有预排档期的做法,其中不少人的行事安排会“预定”到两三年之后甚至更远。以飞车特技著称的柯受良在去世前,曾透露过他在今年年底到明年的一些安排,其中包括飞越珠江、特技个唱等。前几天还有公司邀约他参加或指导本月底的“飞越赤水”活动。据知情人说,这几项活动,柯受良生前均特别重视。曾在内地飞越过黄河的柯受良,近年一直以飞越大江名河而在两岸三地深具知名度。飞越珠江增城河段的档期是明年6月26日,先前的资料说,计划中的此次飞越的距离比先前飞跃黄河还多0.5米。“特技演唱会”巡演的计划也是明年,首站就定在他现在的去世地——上海。他设想中的演唱会将以飞车为主,再配以音乐的形式举行,曲目包括翻唱
刘德华的《笨小孩》等。
  而长春风云赛车俱乐部的有关负责人易志新、王东江说,柯受良生前还特别重视该俱乐部正在筹备的12月26日的“飞越赤水”活动。据介绍,“飞越赤水”的初衷是纪念革命老红军四渡赤水,用现代的力与美、惊险与关注,唤起更多人的历史记忆并激发大家更大的生活热情。俱乐部先前已经派人到贵州实地踏查了地理情况,并对天气等综合因素进行了分析,还就飞越细节、社会支持等问题同赤水河酒业老总邓建国等进行过磋商,并对柯受良发出邀请,让其驾车飞越或担任指导。现在柯受良去世,这一计划很可能就此流产,因为距离计划时间只有一周时间,很多环节上已来不及换人重新开始。
  时年50岁的柯受良生前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事件是1997年迎香港回归,驾驶跑车成功飞越黄河天堑湖口瀑布 (长度55米),获得"亚洲第一飞人"的称号。之后他于 1999年为新加坡仁善医院酬款义演,在新加坡体育馆成功飞越42米,同年6月发行个人国语大碟《再次征服》。风云赛车俱乐部的易志新、王东江两位负责人说,柯受良的去世不仅是演艺娱乐界的损失,更是飞车赛车界的悲伤事件。为了纪念他,即便此次“飞越赤水”搁浅,该俱乐部也计划用赛车界特有的方式纪念他,比如像他生前那样做飞车酬款义演。
  

所参演过的电影


  
  
欲望之城 Yuk mong ji shing (2001)
  Ying hung yan mat (2001)
  胜者为王 Sheng zhe wei wang (2000)
  BadBoy特工/坏男孩特工 Bad boy dak gung (2000)
  夺命之旅 (2000)
  烈火战车2极速传说 Lit feng chin che 2 gik chuk chuen suet (1999)
  笨小孩 Ban siu haai (1999)
  条子阿不拉 Tiaozi Abula (1999)
  黑玫瑰义结金兰 (1997)
  高度戒备 Ko dou gai bei (1997)
  古惑仔III之只手遮天 Gu huo zai san (1996)
  麻雀飞龙 Ma qiao fei long (1996)
  飞虎雄心 II之傲气比天高 Fei hu xiong xin fang qi bi tian gao (1996)
  古惑仔2之猛龙过江 Goo waak chai ji maang lung goh kong (1996)
  赤子威龙/父子武状元/给爸爸的信 Gei ba ba de xin (1995)
  老泥妹 Lao ni mei (1995)
  霹雳火 Pi li huo (1995)
  特警急先锋 Te jing ji xian feng (1995)
  赌神2/还我至尊 Du shen xu ji (1994)
  冇面俾 Mou mian bi (1994)
  韦小宝之奉旨勾女 Wei Xiao Bao zhi feng zhi gou nu (1993)
  芝士火腿 Zhi shi huo tui (1993)
  重案组 Zhong an zu (1993)
  伴我纵横 Ban wo zong heng (1992)
  逃学威龙2 Tao xue wei long 2 (1992)
  亚飞与亚基 Ya Fei yu Ya Ji (1992)
  战龙在野 Zhan long zai ye (1992)
  赌侠 Dou hap (1991)
  夜生活女王之霞姐传奇 Ye sheng huo nu wang - Ba jie chuan qi (1991)
  双城故事 Seung sing gusi (1991)
  咖喱辣椒 Ga li la jiao (1990)
  红场飞龙 Hong qiang fei long (1990)
  摩登衬家 Mo deng chen jia (1990)
  壮志豪情 Zhuang zhi hao qing (1990)
  富贵兵团 Fu gui bing tuan (1989)
  火烛鬼 Huo zhu gui (1989)
  飚城 Biao cheng (1989)
  江湖接班人 Jiang hu jie ban ren (1988)
  最后一战 Zui hou yi zhan (1987)
  神勇双响炮续集 Shen yong shuang xiang pao xu ji (1986)
  皇家战士 Wong ga jin si (1986)
  卫斯理传奇 Wai Si-Lei chuen kei (1985)
  龙的心 Long de xin (1985)
  红粉兵团 Pink Force Commando (1984)
  生死速递
  少林神僧 又名 泥鳅过江
  南拳北腿斗金狐 (1977)
2009-12-07

很久很久之前,大蛇哥哥从台湾隔江趟海的给我从msn传来一个文件夹:海角七号。扔下一句话:非常好看。我打开发现是若干首风格各异的歌,有些民谣风格,有些很像上世纪的流行,还有很多日语,心想这该不会是哪个乐团的老专辑了吧。
  
  
  直到某个周末几个好友聚会,饭毕看了《海角七号》,才知原来是台湾今年最卖座的电影。不过话说这志达淘的这碟比一般的盗版碟还要盗版:人影儿吧,还能辨出个大概长相,可是字幕那小小的繁体字吧,还是重影儿。听闽南话就跟听法语差不多,翻来覆去记住的就那么一句——哭夭(Kao4 Yao1)。总而言之,就是在这样恶劣的条件下并无太高期许的把电影过了一遍,却意外觉得温暖感动。比如永远都弹月琴唱小曲的茂伯,比如勤劳的马拉桑,比如BOT,比如屏东是胖甫哥哥的家乡。
  
  1.
  “山啊BOT、土地BOT,現在连海也要BOT。”
  ——我和小鳖看到这里都狂笑不止,不约而同的想到老板如果知道我国的BOT事业如此发扬广大一定无比欣慰。
  
  2.
  阿嘉送完信归来,猛地抱住友子。
  
  “留下來”。
  
  ——海风吹,沙滩上俩人难分难舍的侧影。熟悉又滥俗的爱情套路,我想。
  
  “或者我跟妳走”。
  
  ——接下来的这句话着实把我噎住了,心在一瞬间被这个男人打动。
  
  3.
  “我爱你,却必须放弃你
  
  我不是抛弃你,我是舍不得你。
  
  我知道,思念这庸俗的字眼
  
  
  将如阳光下的黑影
  
  我逃他追…我追他逃…
  
  一辈子”
  
  
  电影里有七封长长的情书,我曾想把它们都贴出来给你们看,因为这些写在甲板上伴着咸咸海风的情话,浓烈,炙热,迷人,把爱、别离和思念诉说的如诗一般,尤其,甚至把抛弃也冠冕堂皇的比诗还美。
  
  
  可这又如何呢。这些文字抵得过什么。人终归要走,不能留下便是对爱情的抛弃。
  
  这缠绵了60年的情话甚至还不如一个紧紧的拥抱,一句有些大白话大实话的淡淡的心里话——
  
  我跟你走。
  
  能说出这几个字才是最需要勇气的。那是全心的爱对方,舍得放弃自己,那是愿意跟随,永不丢弃爱情。 可就算是一句话,有谁能毫不犹豫的说得出呢?
  
  
  所以,那些情书不看也罢,记住这句话就足够。
  
  
  后来我把这个电影介绍给一个刚从日本回来的朋友。他有些不屑的说,哦,就是一部台湾人民表达对日本帝国恋恋不舍情怀的电影啊。然后我们谈起了殖民主义的影响。这种情结正如同台湾对日本,日本对美国,正如我在柬埔寨所感受到的法兰西情愫。然后我又想到了当年法理学课有人研究关于社会记忆这个深奥的话题。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角度和解说,好在这部电影,能让你想到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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